從朱子與湖湘學者論知行關係看陽明對朱子“知而不行”的批評

【內容提要】學術界長期以來將知行問題作爲判分朱子學與陽明學的主要論據之一，即朱子主張先知而後行，而陽明則倡導知行合一。然而，我們通過對朱子與湖湘學者的學術交往，及由此看待他稍後在與象山交往中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傾向，發現朱子並非如我們通常所想象的那樣，即朱子爲了批評湖湘學者的先察識而後涵養（先知而後行）的工夫，而著力闡發了主敬而致知（先行而後知）的學說。這樣一種傾向構成了朱子以後整個學術的背景，就是說，朱子在後來雖有知行並進乃至先知後行之說，這看似與其先前的觀點相悖，但若我們將之置於他的整個學術背景之中來看，卻是圓融無礙的。正是基於這樣一個角度，我們便不難理解在朱子那裏業已得到闡發的“真知”、“知行合一“及“致良知”等爲後來陽明所強調的思想，也由此可以看出，陽明對朱子的批評在根本上是出乎對朱子思想的誤會。

基於這樣一種考察，我們發現陽明之學在工夫論上與朱子是極爲相近的，是皆屬於下學派。舊來學者常常在工夫論上以格物致知（道問學）與誠意正心（尊德性）之先後判分道學源流爲心學、理學之不同，而未注意到不論心學還是理學都是強調以誠意正心爲先，更未注意到在從明道至朱子這一段學術史判分工夫的不同是以下學與上達之不同而展開的，即明道、湖湘學者乃是以上達爲入手工夫，而下學作功效看；伊川、朱子則以下學爲入手工夫，而上達作攻效看。而象山及後來的陽明都屬於下學派，即不論以格物致知爲工夫，還是以發明本心、致良知爲工夫，都注重的是克己之下學工夫，而將上達看作下學既久而有的境界。

【關鍵字】朱子，湖湘學派，王陽明，上達，下學，知，行，致良知

朱子與湖湘學者的交往在其一生的學術活動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從己丑（乾道五年，1169）前朱子對湖湘學術的追隨及其後對湖湘學術的反思與批評來看，我們不難發現，湖湘學對朱子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的影響是相當大的。在這種交往中，朱子通過對湖湘學者的知行概念的批評，而逐步確立了自己以“主敬致知”爲宗旨的工夫論學說。

湖湘學之工夫學說是“先察識而後涵養”，即所謂先知而後行，而朱子則強調在致知省察之工夫前尚須一段主敬涵養的工夫，即所謂先行而後知。通過對這一段學術史的考察，我們發現，後儒（包括現今學術界）對朱子的理解是很成問題的，甚至恰恰弄顛倒了，這突出地表現在王陽明對朱子的批評上。陽明的批評一方面固然是出乎對朱子的誤會，而另一方面，更爲主要的原因則是由於陽明本人未曾注意到這一段學術史，以至於陽明後來瞭解到朱子這方面的論述時，卻將之作朱子“晚年定論”來處理。

另外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時，朱子後來稍稍轉向“知行並進”乃至“知先行後”說，這絕非回到他以前有過的站在湖湘學的立場，亦非如後儒如理解的那樣，是“先致知而後踐履”，這種態度與他己丑後確立的行先知後的立場並不矛盾，反而是對這種立場的進一步深化。

所以，我們針對上述問題，著重論述以下幾點：其一，湖湘學者對知行概念的規定及其對知行關係的把握，及其工夫論與明道《識仁篇》之關係；其二，朱子對湖湘學論知行關係的批評與誤解，及朱子本人在工夫論上的考慮；其三，陽明的考慮與其對朱子的誤會，及如何看待朱子後來的“知先行後”說。

一、察識涵養工夫與知先行後

察識是知，涵養是行，這是朱子與湖湘學者在他們的交往中共同使用的知行概念，然而，朱子爲了批評湖湘學者對知行關係的理解，又常以省察致知爲知，主敬踐履爲行，這種對知行概念的規定雖與湖湘學者所說不同，不過，亦能爲爲湖湘學者所瞭解。

雖然如此，雙方對知行概念的具體內涵的把握是很不一樣的，這直接影響到他們對知行關係的`理解。在湖湘學者那裏，知是知仁、識心，即對本體的知識，而行則是對本體的涵養。正是基於對知行概念的這種理解，湖湘學者主張先知而後行，先察識而後涵養。然而，這樣一種對知行概念的規定及對知行關係的處理卻是源自於明道。

明道把知識看作是對本體的知識，並強調獲得這種知識是學者入手之工夫，其《識仁篇》開首即云：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

“識仁”即是體會“渾然與物同體”的道理。而所謂“須先識仁”，即是強調將“識仁”作爲入手的工夫，而不是僅僅作一種境界來看。這種思想亦見諸他處，如《遺書》卷二上，二先生語上，《東見錄》載明道語：

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取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仁體即仁之所以爲仁，亦即天地萬物一體之心，而識仁即是觀仁之體也。在此，須注意一點，識仁或觀仁並非指心量真的要擴充至天地萬物一體之境而後可，只是只是要人體會萬物一體的道理而已，就者說，萬物一體的經驗並非聖人才有，一般人亦可能有，故學者正可以從這樣一種經驗出發去做功夫。當然，這兩種經驗還是不同的。而後來朱子常常是在前一種意義來理解仁之爲體，所以認爲識仁乃“地位高者事”。①

朱子于明道，尚不敢妄加非議，以爲識仁只是“地位高者事”，②即只可作爲效驗看，而不可作爲工夫看。而明道理論之規模立得甚早，此自非地位高者所能言，故朱子常言明道天資好，又言這只是“造道之言”，並非真的有所見也。③至湖湘學者言“識仁”，朱子則無此顧忌，而肆意批評之。朱子對湖湘學者“識仁”工夫的批評，我們大致可以看作對明道的批評。

在湖湘學者那裏，“識仁”之說見於五峰《知言》，而朱子以爲可疑，故對之進行了批評。《知言疑義》載：

彪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惟仁者能盡其心。”居正問爲仁。曰：“欲爲仁，必先識仁體。”曰：“其體如何？”曰：“仁之道弘大而親切。知者可以一言盡，不知者雖設千萬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舉，不能者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爲一，可以爲仁之體乎？”曰：“子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而爲一？”曰：“身不能與萬物爲一，心則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子若何而能與之爲一。”居正悚然而去。他日問曰：“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其良心也。以放心求心可乎？”曰：“齊王見牛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間而見者也。一有見焉，操而存之，存而養之，養而充之，以至於大，大而不已與天同矣。此心在人，其發見之端不同。要在識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