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大会妇女》的统治者问题探讨论文
一、引 言
戏剧主角帕拉克萨戈拉在开场时直言：“我们要勇敢地做一个大胆的举动——义无反顾地去掌握国家政权。”（开场，第106—109行）显然，该剧反映的是国家的统治问题。笔者重在探讨阿里斯托芬对于统治者的性别取向与统治者应该具备的品性的观点，领会阿里斯托芬的政治哲学。
二、统治者的性别取向
虽然阿里斯托芬让妇女夺权运动的领袖——帕拉克萨戈拉直接称赞女性“更能干，更聪明”（开场，第214行），并借着赫勒梅斯之口，传达出帕拉克萨戈拉所认为的女性掌权的益处：“既谦虚又能干，不会张扬暴露国家秘密”，“借东西从来不写借据，也不需要证人，却从不拖欠抵赖”，“还无人会煽动骚乱”（第一场，第441—450行）。但是，这个“优秀”的女统治者，却令子民在性生活上陷入混乱。她心怀这样的法律主张：“谁想拥抱美人，就必须先去亲热丑女和泼妇。”（第三场，第618行 ）“妇女们必须优先满足体弱、笨拙以及老者的要求，然后才允许同年轻人和健壮者配对。”（第三场，第627—629行）然而，性生活是人类的一种本能需要，是爱人之间的情感宣泄，而非义务。于是，戏剧的第五场中，便出现了互相倾心的男女青年之间无法结合的情景。他们因爱而产生的性欲，总是不断地受到丑陋且衰老的妇女们的阻止。此外，即便在老丑的妇女们之间，也还有无尽的争夺。所以，男青年觉得自己在这些恶魔的包围下，似乎将被撕成碎片，故感到自己的生命潜藏着死亡的威胁。
这种对女性掌权前的赞美与掌权后的混乱形成的巨大反差，实则表现了阿里斯托芬对女统治者的观点：根本不具备参政权，何况成为国家统治者。
帕拉克萨戈拉和其他妇女通过身体伪装才能够参与公民大会，如其所言：“我们要把不禁暴露的东西都掩藏在大氅下，带上假须，无论谁瞅见，都会把我们当作真正的男人。”（开场，第98—101行）因为只有男性才有管理国家的权力。所以，妇女们必须偷走自己丈夫的大氅、平头鞋，带着假须，让自己也长出非常浓密的腋毛。借助这些道具，只有尽最大努力将自己装扮成男性，她们才有进入公民大会现场的可能性，并且还要在事先以男性的言行举止进行预演，然后才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与意愿。正如帕拉克萨戈拉所意识到的：“是命运把我们置于男人之下。”（开场，第114行）所以，对于戏剧第五场情节的发展演变，我们可以感受到阿里斯托芬对以帕拉克萨戈拉为首的妇女统治的反对。
其实，库朗热在《古代城邦》中也早就指出了妇女在希腊的地位：“古代法律是立法家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它发源于家庭。”（75）而且，家庭宗教是最高的准则，规定着家庭里所有事物与人员的秩序，值得注意的就是“宗教赋予父亲无上的权力” （库朗热 79），然而，“宗教不会将妇人也置于同样的高位。妇人虽参与祭祀，但她并非家里的主人。无论是在生前与死后，她不过是丈夫的一个部分”（库朗热 76）。所以，丈夫对妻子的权威，与其他个人权利一样都是出自宗教信仰，而信仰常视男人高于女人。（库朗热 77）
事实上，在雅典人看来，“这个世界一开始就分裂成尖锐对立的两个部分：文明的和有序的男性世界与野蛮的和混乱的女性世界；由于妇女缺乏理性和放任不羁，她们在本质上便与野兽或魔鬼具有共通之处；如同野兽骚扰初民生活和魔鬼影响神界安宁一样，妇女也对男性秩序造成威胁。”（林中泽）
三、统治者的品质问题
阿里斯托芬喜剧，总是围绕着国家、政治社会与私人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展开。在处理此种关系上，我们需要关注的则是统治者品质的问题。
首先，阿里斯托芬认为，作为一名城邦的统治者，他必须具有聪明的才智和修辞之术。
在对公民大会的发言进行预演中，除了帕拉克萨戈拉之外，众妇女的表现屡屡出错，如妇女一张嘴则犯了重大的错误：“我请两位女神。”（开场，第155行）因为只有妇女才以女神的名字发誓。相反，帕拉克萨戈拉则是一位聪明、能说会道的城邦统治者候选人。她不仅成功地将自己定为一名“男性”，而且因为具有参与公民大会的经验而发言面面俱到。她首先向诸神祈祷，希望他们保佑公民大会圆满成功，其次批判了现有国家领袖品质败坏引起城邦的衰危，然后谈到目前城邦与同盟之间反复无常的关系所导致城邦秩序的失范而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再者，她进而称赞妇女们统治城邦的众多益处：“妇女们比我们更能干，更聪明。”（开场，第214行）此外，她对于发言时候可能遇到的攻击也已经准备好反驳的话语，可谓考虑周到，实乃一位贤人。
其次，作为城邦的统治者，应该以城邦全体的利益为所有立法的依据，必须避免受私欲的诱导。
帕拉克萨戈拉一出场就向手中的陶灯道出了个人欲望——情欲：“你见证着两个身躯交合时的激情。”（开场，第8—13行）此外，还有酒欲：“你帮助我们偷偷地流进装满了葡萄酒和甜饼的地窖。”（开场，第14—15行）这盏陶灯见证的是日月都看不见的秘密。而且，她在称赞妇女作为城邦统治者的优势时，明确地肯定了妇女在情欲和酒欲上的表现：“像过去一样消耗丈夫的精力”，“像过去一样大喝其酒”（开场，第225—226、 228行）。除了对其情欲和酒欲的直接描述外，还有其他妇女也多次谈到情欲和酒欲。如妇女乙说到：“我亲爱的丈夫整夜都纠藏着我，不知疲倦地跟我在被窝里荡桨。”（开场，第36—39行）而且妇女们还强调：“谁最后一个到，就得买两升豌豆饭和十升葡萄酒请客。”（开场，第44—45行）
于是，从私欲出发，帕拉克萨戈拉制定新法令，废除了小家庭，把整个城邦转化成一个单一的家庭。于是，女人必须共有，男女之间的`通奸获得合法的地位。同时，顾及众位女性在美貌与年龄方面先天条件的不均等，她进一步规定：“妇女们必须以满腔爱意优先满足体弱、笨拙及年老者的需求，然后才允许同年轻人和健壮者配对。”（第三场，第623—629行）但这样的律令最终仍无法避免因私欲所造成的混乱，进而影响了城邦秩序的安定。
据相关文献可知，处于民主政治顶峰期的雅典领导人伯利克里曾制定了一条法规，“即公民的资格只能授予父母都是公民的雅典人户。因此，雅典的体面女性便完全被从城邦公共生活当中排挤出去。显然，妇女的婚外性生活会给后一代的公民血统的确认造成巨大的麻烦——这种麻烦从来就被认为是城邦社会的一个重大的不稳定因素”（林中泽）。因此，法律中关于性生活的主张是对当时女性地位的颠覆，是一种对私欲的满足需求。其实，她预演发言时便批判了谋取私利的统治者：“他们每个人都只惦记着自己的利益，而让国家像瘸子埃希姆斯那样跛行。”（第三场，第206—208行）换言之，阿里斯托芬实则借着帕拉克萨戈拉反对追求私利的统治者。
四、阿里斯托芬的政治哲学
阿里斯托芬强调，他不只是取悦观众。作为诗人，他关心的是使城邦里的人们变得美好的高贵；作为谐剧诗人，他关心的是隐恶扬善，即通过嘲笑邪恶，剥夺邪恶的吸引力。（《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引言第4页）通过在谐剧中对统治者诸问题的思考，阿里斯托芬传达了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
政治哲学包含在希腊文明的伟大传统之中，其传统由苏格拉底创建。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就体现了苏格拉底对城邦统治者的思考。其中，关于妇女的问题，苏格拉底相信：“我们的护卫者和他们的妻子应该担任同样的职业为是。”（《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185）换言之，他认为，“在治理一个国家方面，没有一件事是只有男子配担任而女人担任不了的”（《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186）。所以，在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观点中，“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154）。这实则就是苏格拉底所强调的正义：“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 （《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155）故其观点与阿里斯托芬相反，并不反对女性参与城邦的管理。
然而，按照阿里斯托芬的理解，“正义就是在于保守和恢复祖先留下的或者古老的事物。”（《苏格拉底问题六讲》19）这在城邦的统治者方面，就表现为反对女性统治者，反对统治者追求个人的私欲。于是，对不正义的驳斥就通过嘲讽来完成。“通过夸张他们的荒唐可笑、通过他们的出乎意料却又（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符合逻辑的结局，人们得以借鉴并克服恶习。比如说，你可以展示一个全新的雅典，它由女人掌管，实行财产上的共产主义，而女人和儿童则是这种极端民主政治的最终形式；你可以展示共产主义者秩序中的完全平等与自然的不平等之间的冲突是如何在年轻貌美者与衰老丑陋者之间发生的；你也可以展示这种自然的不平等是如何被一种由法律规定了的平等或习俗的平等纠正过来，根据后者，在某位年轻人具有沉重的责任心——即对一个最令人生厌的丑妇也能感到称心满意——之前，他是无法喜爱他的姑娘的：严肃的结论源自荒唐可笑的景象。” （《苏格拉底问题六讲》20）
其实，阿里斯托芬在展示的老女人与年轻情侣之间的冲突的这幕剧情中，表明了自己对于帕拉克萨戈拉这样的女性统治者，及其颁布的城邦管理方案的判断。在这幕戏剧中，“帕拉克萨戈拉其实没有给整个城邦带来幸福，她只给老女人带来幸福，她其实也没有给整个城邦带来不幸福，而是只给年轻情侣带来不幸福。换句话说，她的行动与任何革命行动一样，结果并不是消除不幸，而只是对不幸与幸福的再分配”（《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294）。可以说，阿里斯托芬通过间接地指出最杰出的女人所构想出的最大胆的方案的失败结局，从而间接地指出了女性身体的局限，指出了女性身体的失败，更是指出了满足私欲的统治者的失败。
五、结 语
在西方的传统中，政治史开始于希腊，以“城邦（polis）”为其词根的“政治（politics）”一词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芬利 24）当关于政治秩序核心的问题成了政策的对象时，那原先的被统治者变成了被管理者——无论他们是否必须明确地参与到实际政务中去。（芬利 32）
私属、利己和自私这些字眼，则全然与政治相对。（芬利 19）所以，在梅耶看来，城邦整体重心向市民阶层的集中，需要一种独特的团结作为先决条件，而只有当城邦公民的整体利益得以超越各种纷繁的个别利益时，这种团结才有了根基。公民的整体利益是如此强烈，以至无论对公民还是政策而言，双方都为彼此规定了全新的共同生活的平面。相形之下，其他方面的利益则被相当程度地忽略了，对这些利益而言，被卷入政治是一种妨害。一旦城邦公民将自身政治化，他们便不再操心于各家的私利——唯有诸如粮食供给与服役分配这类关乎全局事务的问题才算是政治问题。（刘小枫 34）
综上所述，通过解读《公民大会妇女》，我们对阿里斯托芬的政治哲学有所了解。通过喜剧中关于统治者的性别取向与统治者应该具备的品质这两方面的问题的表现，阿里斯托芬表明了自己对统治者所持有的观点——女性不应该成为国家的统治者，而作为一名统治者应该具备聪明的才智和修辞之术，并且要坚定地避免受私欲的诱导，应该以城邦全体的利益为自己行为的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