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音乐性的付出和散文性的代价分析论文

育邦说这个话题主要是针对季羡林的观点，我在网上也看到了，但没太在意。对新诗的置疑一直伴随着新诗的初创与成长，不算奇怪，在新诗诞生近百年之际，这声音又泛起，可见偏见与敌意、误解之深。如果回头想一下，中国传统诗歌走到式微、衰败的地步，早已经是前辈诗人的共识，黄遵宪诗曰：“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烂斑。”这是大势所趋，非一两个人或一两代人所能改变。最近读李维的《诗史》，最后写到“清诗极衰为旧体诗终局”，此言不虚。

新诗的基本经验在我看来主要是体现在语言上，更开放，更自由，但不能说没有规矩（隐性的），闻一多等人提倡新格律体，没有成功，我想主要是对新诗的形式认识不足，想把一个开放的体系再放到化妆盒里，戴上让读者满意的镣铐，这极不现实，也不可能。新诗的语言是成长中的语言，生机勃勃，新诗人对语言的探索，对中外语言经验的吸纳，形成了新诗的体貌。虽然，在一些人看来，新诗与中国传统诗歌是割裂的，从外表形式上看可能是这样，但从内在气质、精神上看，我们与古代诗人还是有诸多相似之处，我们是有所继承的，也有新的发展的空间。新诗的吞咽能力和消化能力远远大于旧体诗，旧体诗的格局多局限于自然、农业社会经验，语词的音韵，意象等等都来源于此。而新诗对应的是现代的生产、生活、思维模式，其领域也是有所不同的。我想主要是思维方式和意象生成的不同。如果用旧体诗表现城市生活、工业生活，电子生活等，旧体诗所用的语汇和意象如果还是自然界、农业化衍生的意境，它是不能胜任的（即使你还在写自然风景、山水诗，其心境与古人也是大大的'不同）。当然关键还在于诗人的思维模式、世界观的改变，新诗的勇气和创造力也来源于此。相比于旧体诗，新诗更加日常化、生活化，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另外，从功能上看，新诗更易于普及（入门的门槛低，但出门要求高），这也不同于士大夫的爱好。

对新诗的另一指责在其音乐性（韵律），以及示范性（模子）的缺乏。新诗的疆界在哪里？

先说音乐性：现代诗，像曹植那样七步成诗、曲水流殇那样赋诗的可能性非常小，顶多是打油诗、顺口溜。古诗有范示，有曲调，可以演奏、吟唱。曾有诗词爱好者跟我说，他去某地旅游或旅行，很快就能赋诗一首或几首，可我们这些写自由体的诗人却不自由，没那个优势，可能一首也写不出来。抛开质量和技艺的层面，可能主要还是在形式上，我们还没有简便的方法。这是好是坏，一时似乎还不能定论。我倾向于这是好。那就是新诗在成诗的难度上要大于旧体诗。旧体诗的格律看似严格，但在掌握基本方法后可以随意往既定的形式里添东西，使其很像是一首诗，其实内在的品质却与新诗相比差得很远。在容量、内涵，诗意拓展的领域上，新诗比旧体诗广阔、深入得多。

新诗的诞生似乎是以音乐性的丧失为代价的，至少表面看是这样的。然而音乐性的原则却是深化了，不易被人察觉、摹仿，乃至传唱，这还是关涉到诗歌的记忆功能和交流功能。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诗歌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强化人们的记忆力，感染力也是强化记忆的一部分。这种记忆力是我们民族历史、文化传承所需要的，在文明的早期多以口头方式为主，如今这一方式已经弱化了（人类早期的绘画也是记忆方式的一种）。就说《诗经》吧，很多也是从民间采集而来，《诗经》是有曲式的，早已失传，虽然失去音调，但仍然是伟大的。词也是有曲牌的，易于传颂，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记忆的重要性，它塑造一个民族的性格、志趣和文化史。

现代的新诗则不同，虽然仍然具有记忆的功能，但由于文明、科技的发展，人们基本上无需口头传承，有书籍、电脑、移动硬盘等等，从另一角度上看，现在人是越来越懒了。如今口头传唱的一般是流行歌曲，诗人多数又看不上。

新诗多以个人呼吸频率为节拍，以肺活量长短成章节。

长短交错的诗句，给人以恣意、浪漫、洒脱的感觉。

整饬的句式则给人端庄、古典的美感。

由于音乐性或调性的弱化或深化，新诗更体现出散文性的特征，这个话题也许是永久的诗与散文关系的无休止争论的话题。前段时间在文学自由坛，也有很多人又说到它。现在一些人指责某些诗歌太像散文，其实，从某种角度上说，大可不必。因为“诗曾经是一切。”一切文学样式的母亲，而不仅仅是文学王冠上的明珠。奇怪的是，很少听到散文家、小说家担心某些散文、小说像诗，可能是因为像诗没什么不好吧。因此，我想可能我们对诗歌的能量、它所包容的东西的理解还远远不够，这才造成诗歌的领地在不断地缩小和丧失。这也使我意识到，新诗的散文性并不是什么坏事，散文性成为新诗的一个重要特征，至少说明了新诗的活力和它扩展疆域，恢复自信的野心。新诗也被称为自由体（去韵律、格式），它所体现的正是“自由”二字。我想这也是新诗的本质，它的散文性的特征，其正解应该是“自由意志”，对自由的追求，对诗歌生成能力的放大。

另一方面，强调诗与散文的区别，诗的抒情性等等，这其中自然有诗人的傲慢与偏见（真知灼见）。米沃什在诗里说，整套散文精致的四轮马车，比不上一个韵角（大意）。还有瓦雷里关于诗与散文的一些论断。我想，这在于他们把散文看做了什么，当做了什么，就是说散文代表的是什么？这也是我们在探求新诗带有散文性特征的同时，不该忽略的问题，为什么新诗的散文性这么明显，它还是诗呢？转了一圈，我们又回到诗歌的奥秘和炼金术上来。还是必须认清诗与散文本质的不同，简单地说就是新诗的散文性，并不是散文（不等于散文），而是刚才我所说的对自由意志的追求，新诗付出外表的散文性的代价，其内在必定还是诗的想象力的深化、音乐性的构建，只是更隐秘罢了。（在新诗散文性相反的方向，借鉴旧体诗再创新上，诗人王敖的《绝句》系列诗，在新诗的示范性、体例上就做出了新的尝试与探索，值得学习。）

体现在诗歌朗诵这个问题上，许多新诗更适合安静地看，思索，并想象其中的声音（头脑里的声音，心的声音，眼睛看到的声音）。“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好的诗歌确实令人震惊！拍案叫绝。感动也是默默的，但实际的效果是语言已经使你产生行动的欲望，这也正应了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言词是行动。”这也是我们写作的意义所在。而在这里，好的新诗和古诗一样具有这一伟大的实践能力。

今天，谈论新诗的基本经验，其实就是对新诗的未来提供可能的、可靠的基础，我想这正是我们和前辈诗人正在做和已经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