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毕业论文-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创见-—层累造史

[提 要]顾颉刚是国际学术界最尊重的史学家之一,他“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受到各国中国史者的高度重视,他编著的《古史辨》在《不列颠百科全书》里有专门辞条。但是,长期以来,顾颉刚和他的理论在中国却默默无闻。本文认为层累造史理论不但对古代史,而且对近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作者试图对这一理论作进一步。文章对新文化运动也提出了新的见解。

[关键词]顾颉刚 史学理论 北京大学 新文化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指出,当时中国学术界发生了两场具有重要意义的大辩论,一是丁文江发起的与人生观的辩论,二是顾颉刚发起的关于古代的辩论。[1]在后一场辩论中,顾颉刚的中心思想是“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这个理论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创见之一,不但对古代史研究,而且对近代和现代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后来居上

在北京大学毕业后,顾颉刚留校担任助教。后来因为祖母病重,他请假南归,并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写历史教科书,以维持生计。1923年5月,顾颉刚发表了给钱玄同的一封信和按语,明确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在全国造成了巨大的反响。这个理论的基本,是认为先秦的历史记载是一层一层累积起来的,后人不断添加新的材料,使它越来越丰富。顾颉刚说,这包括三个含义,第一是随着时间不断向后发展,历史记载不断向前延伸:“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2]

原来,人们按照记载,普遍认为中国远古的帝王从先到后有炎帝、黄帝、尧、舜和禹等。顾颉刚仔细研究了各种史料,发现在周穆王以前的所有文献都没有提到禹。禹最早出现于西周后期的作品中。而尧和舜出现得更晚,到春秋末年孔子才提到他们。在战国时期,秦国的方士编造出一个黄帝,放到尧、 的解释对禹进行推测是错误的。他说:他读了钱玄同的回信,“知道说文中的‘禹’字的解释并不足以代表古义,也便将这个假设丢掉了。”但是,他认为,其他更有力的文献证据仍然说明禹最初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9]

禹是远古的圣明君主,这是千百年来广泛流传的说法。顾颉刚突然说禹不是人,许多人都觉得是奇谈怪论。有些学者发表文章加以反对。而更多的人根本没看任何材料,只是口耳相传,当作笑话。1935年,鲁迅写了小说《理水》,里面讲到一帮学者争论大禹治水的。他抓住顾颉刚说话口吃等缺陷,作了一段滑稽的描写:

“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地说,立即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都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吗[10]……?

在现代汉语里,“虫”是指蠕虫和昆虫之类。而在古代汉语里,“虫”还泛指所有动物,包括老虎(即所谓“毛虫”)、飞鸟(即所谓“羽虫”)和乌龟(即所谓“甲虫”)等等。顾颉刚引汉代的《说文》,当然是用后一个概念。他自己也明确指出:“虫是动物的总名(《大戴礼》中有羽虫、毛虫、甲虫等称谓)。言禹是虫,就是言禹为动物。”[11]具体地说,顾颉刚推测,它是类似蜥蜴那样的动物。而鲁迅讲的“一条虫”显然是指蠕虫。鲁迅偷换了概念。顾颉刚从来没有说过禹是一条蠕虫。何况在《理水》发表之前,顾颉刚已经明确承认,根据《说文》的解释对禹进行推测是个失误。

鲁迅是语言大师,经过他尖刻的嘲讽,顾颉刚显得更加荒唐可笑。本来顾颉刚最重要的贡献是 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先进的知识分子以理性作为最高标准,对一切违反逻辑、经不起实证检验的观点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圣经》中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受到了怀疑和挑战,古希腊、古罗马历史经典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思想开放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学科的进步知识分子一道,帮助人们从盲目的信仰中解放出来。这个时代的史学被评为“理性主义史学”,是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6]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鼓吹科学与民主。现在不少人说这个 ,同上书,65页。

[7]同上,63页。

[8]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同上书,67、69页。

[9]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同上书,227页。

[10]鲁迅《理水》,《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卷,372页。

[11]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古史辨》第1册,225页。

[12]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5页。

[13]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1册,41页。

[14]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12页

[15]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1册,60页

[16]ＡｒｉｅｎＭａｃｋａｎｄＩｒｖｉｎＲｏｃｋ,Ｉｎ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Ｂｌｉｎｄｎｅｓ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ＴｈｅＭＩＴＰｒｅｓｓ,1998.

[17]作为史料,录象、录音带和照片等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它们也只是从某个角度、某个距离记录事物,而不可能全面反映客观情况。这些角度和距离的选择,往往带有摄影和录制者的主观因素。跟人的记忆一样,音像材料也会丢失一些信息,它们的记录也难免会失真。本部分对史料的评论基本上也适用于音像史料。

[18]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Ｒｕｓｓｅｌｌ,“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ｈｉｓＵｎｐｏｐｕｌａｒＥｓｓａｙ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ｉｍｏｎａｎｄＳｃｈｕｓｔｅｒ,1966,ｐｐ.60-69.

[19]参看ＲｏｂｅｒｔＮｏｚｉｃｋ,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93,ｐｐ.168,173-175.

[20]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1册,59页。

[21]李玄伯《古史的唯一解决办法》、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同上书,268-275页。

[22]ＪｏｈｎＬ.ＰｏｌｌｏｃｋａｎｄＪｏｓｅｐｈＣｒｕｚ,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Ｌａｎｈａｍ:Ｒｏｗｍａｎ＆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1999,ｐｐ.8-10,36-37.

[23]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1册,272页。

[24]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同上书,101页。

[25]关于大卫·施特劳斯“神话的解释”,参看Ｂ.Ａ.Ｈａｄｄｏｃｋ,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Ｈｉｓｌｏｒｉｃ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Ｌｏｎｄｏｎ:ＥｄｗａｒｄＡｒｎｏｌｄ,1980,ｃｈ.10.

[26]参看Ｊ.Ｗ.汤普森著,孙秉莹等译《著作史》下卷,第3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78-83页。

[27]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一卷,一号,1915年。

[28]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1册,34页。

[29]同上,31、42、79页;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同上书,59页。

[30]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