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治疗本土化发展与务实研究

摘要：家庭治疗是20世纪中期在美国兴起的一种心理疗法，已被我国引进并在心理服务中得到广泛应用。在对国内家庭治疗发展进行分析梳理的基础上，整合现有的家庭治疗模式，根据国情提出我国本土化特色的家庭治疗观，主张建设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特点和解决问题需要的家庭治疗模式，该研究对促进我国家庭治疗事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家庭治疗;整合模式;家庭治疗观;本土化

家庭治疗是将家庭作为整体，从系统的、动态视角看待家庭成员的心理问题，通过改变家庭成员围绕症状所展现出来的交往方式，从而达到治疗症状的一种治疗理论和治疗方式[1]。随着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家庭在结构、功能、观念及家庭关系等方面与传统观念激烈碰撞，由家庭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些问题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已引起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各种家庭治疗模式引进、应用和研究都得到了实质性地进展，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家庭治疗理论在国内的发展

1、家庭治疗理论的引进与吸收

家庭治疗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国内学者在研究各种家庭治疗模式的同时，也关注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家庭治疗理论的质疑与挑战，综合起来，家庭治疗出现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从家庭所处的社会背景出发看待家庭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起，通过不断对治疗中的文化问题进行反思，家庭治疗师意识到每个家庭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拥有属于家庭内部的特有文化。开始尝试运用多元文化心理学理论，将家庭文化与社会变迁、时代演进相统一，关注民族、宗教、教育水平和社会阶层及性取向等更为广泛的文化背景对家庭成员行为影响，着重解决家庭治疗实践中遇到的文化差异性问题。

二是重新审视家庭性别角色造成的刻板思维。家庭治疗创立之初是以欧美白人男性的视角了解和处理问题的，女性主义认为这忽视了社会因素对家庭中角色预期影响，在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中，男性与女性存在差异与权力不平等，以性别定义的家庭功能蓝图是对女性的一种潜意识偏见。女性主义提出应遏制“谴责母亲”现象的扩大[2]，家庭治疗师不应带着其预期的性别角色刻板印象进入家庭，主张用社会性别的视角看待家庭问题，提倡把赋予权力和平等作为治疗目标。

三是从家庭内部寻找改变的力量。社会建构主义强调建构者的经验、主观结构对知识的理解和解释。此理论认为家庭治疗师所找到的“症状”背后本质的原因实际上是其自身的一种心理建构，同时对治疗师以“专家”身份进入家庭，指导家庭改变的理念提出质疑。建构主义下的家庭治疗应该是合作形式的，治疗师要帮助来访者了解其内在信念的起源，引导其重新构建自身的问题，而不应强迫来访者做出改变，只有通过双方分享意见和彼此尊重对方的观点，治疗任务才能顺利完成。

四是家庭治疗理论与实践趋向整合式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家庭治疗各流派间的界限逐渐被打破，家庭治疗师逐渐意识到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保证在所有的临床治疗中都是有效的，所以整合模式成为家庭治疗发展的新趋势。家庭治疗的整合包括三个层次：(1)对整合性理论的构建;(2)技巧层次上的整合;(3)对促成疗效的共同因素的.综合[3]。整合模式具有综合性和灵活性，治疗过程中治疗师能够提高对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洞察力，在治疗的理论和方法上也更具有广阔的选择空间。

2、家庭治疗理论本土化探索

家庭治疗理论引入中国后，国内学者对家庭治疗的跨文化适应性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中国在家庭概念、结构、沟通等特征及常出现的家庭问题与西方社会存在着很大差异，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社会为取向、以家庭为本位、以仁爱为核心，这一文化精神使中国传统家庭普遍具有家族自豪感、孝亲意识、鼓励大家庭、敬奉祖宗等特点[4]。目前，家庭治疗理论在中国本土化工作面临三方面困难。

一是介入问题家庭困难。中国家庭普遍不欢迎外人介入家庭事务和家庭生活，即使看到家庭成员表现出病症，一般认为只需要对患病者本人施治即可，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不必参与其中。但基于系统观的家庭治疗需要将一起生活的子女、配偶、兄弟姐妹、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等家庭成员都纳入到治疗范围内，因此，既要尊重又要打破患者家庭的传统与习惯，让家庭成员积极参与到治疗活动中，这是家庭治疗时介入到问题家庭要面对的难题。

二是获取有价值信息困难。全面准确及时获取来访者家庭信息是开展家庭治疗的基础，中国家庭普遍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在自我保护的潜意识影响下，不愿意将家庭内部的事情暴露在陌生人面前，面对治疗师想要深入了解家庭状况的做法持有强烈的排斥心理，另一方面，暴露家庭中的隐私，可能会使问题变得更复杂，家庭成员出于担心，一般都缄默其口，因此，获取来访家庭的有效信息对于治疗师来讲是一项挑战。

三是开展积极治疗活动困难。与西方强调个人独立，重视个人感受的文化不同，中国家庭更多体现出集体主义思想，权威观念更重，家长会把自身的价值观强加于晚辈，家庭成员之间并不是以相互独立的关系存在，即使家庭成员成年，甚至有了后代，家庭成员间依然保持紧密。同时，在个人成长过程中，习惯了忽视和压抑个人感受，不主动表达，而治疗活动需要案主以更为自我的方式说明事实，同时说出包括负面的一些感受，这不仅会与其自身的价值观相矛盾，也会使其他家庭成员感到危机，因而对开展治疗活动形成阻力，影响治疗效果。

总之，家庭治疗本土化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在临床实践中需要不断总结，找到本土化立足点，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断吸取国人能够广泛接受的文化思想并将其与家庭治疗进行有机结合，这会是家庭治疗中国化的重要途径。

3、家庭治疗理论的实践应用

20世纪80年代末，中德第一期家庭治疗培训班在昆明举办，主要开展了系统式家庭治疗模式的理论和技术培训，其理念对中国传统的精神病学界产生了强烈冲击。随后更加深入的培训和更加广泛的国际交流陆续展开，这些培训与交流培养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家庭治疗师，他们陆续在医院、学校和精神卫生机构中大力推广和实践着所学的理论和技术。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国内家庭治疗培训不断完善，不仅注重专业师资培训内容的宏观性与通识性，也开办了一些强调临床务实能力的精深性培训课程，从而不断提升治疗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了专业教师的实务及督导水平，促进了国内家庭治疗业的发展。